誰在判誰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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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心棲

那天，我與一位學員談起她和父親的關係。她說，因為長久的失望，她選擇暫時不再面對爸爸。沒想到，父親卻轉頭對母親說：「女兒判我死刑。」

這句話落下時，她整個人愣住了。她感到憤怒，也感到無言。她明明只是想保留一點距離，卻被誇張成了最沉重的刑罰。她轉過頭問我：「為什麼爸爸要這樣說？」

我笑了笑，輕輕回她：

這句話讓她沉默下來。所謂的「死刑」，並不是女兒的語言，而是父親內心的戲碼。他把自己對於「被拋棄、被否認」的恐懼投射出去，把女兒的暫時疏離誇張成徹底的斷絕。心理學裡的投射，常常就是這樣：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自己內心的羞恥與無力，他便將它丟給他人，然後控訴對方——「是你不要我」，而不是承認「我覺得自己不配被要」。

我看著她，想起許多人也有過相似的經歷。那些瞬間，別人說的話像一把刀，直直劃在我們的心口。我們驚慌失措，不只是因為對方的指控，而是因為我們其實也相信了這句話。我們承認了，甚至在內心默默點頭，好像自己真的犯下了什麼無可赦免的錯。

學員又追問我：「那為什麼爸爸會要判自己死刑呢？」

這是一個直指人心的問題。其實，一個人會在幾種情境裡默默地對自己下這樣的判決。

有些時候，是深度的羞恥與自責。他覺得自己不配當父親、不配承擔角色，羞恥感讓他無法正視自己，於是化為自我懲罰。那是一種「我不該存在」的暗流，在心裡偷偷運作。

有些時候，是價值感只靠他人承認。他的一生都把自己綁在孩子的愛裡，一旦這份愛冷卻，他便覺得自己徹底消失。那是一種「只要你不要我，我就不存在」的脆弱。

有些時候，是關係裡的權力反轉。當他說：「你不理我，就是殺了我。」這不只是控訴，而是一種情緒勒索。他把自己的無力轉成他人的罪責，讓對方背上包袱，好來回頭安撫他。

還有些時候，是因為害怕失望。失望比憤怒更可怕，因為憤怒至少還有力氣反抗，失望卻讓人覺得一切皆空。當一個人承受不了那種「從希望到失落」的墜落，他乾脆用「死刑」來封口，不必再感受下去。

這些判決的場景不只出現在家庭裡，也常出現在日常的點滴。比如，一個父親看見孩子考試失利，會咬牙責怪自己：「是我沒用，沒教好孩子。」他沒有辦法單純面對孩子的挫敗，只能把錯推回自己身上。又比如，一個伴侶在對方冷淡幾天後，心裡立刻冒出：「是不是我不夠好？是不是我徹底被丟棄了？」這些都是心裡的暗審，在看不見的法庭裡，自己舉起槌子，狠狠敲下。

親密關係裡，這樣的戲碼更是層出不窮。戀人之間，一方若沉默了幾天，另一方就可能忍不住質問：「你是不是不愛我了？是不是打算丟下我？」明明只是需要一點空間，卻被誇張成徹底的拋棄。這和父親的感受何其相似：別人只是暫時的沉默，他卻已經在心裡對自己下了最重的刑。

而在家庭裡，這樣的話語更常帶著一層「道德的重量」。長輩們有時會說：「你不回來看我，就是不孝。」這樣的語句表面是訴苦，實際卻像無形的鎖鏈，瞬間讓子女陷入愧疚，好像真的做錯了什麼。這些話語其實是一種投射：他們把內心的孤單與不安，轉化為對子女的控訴。

但我們真的判了他們死刑嗎？並沒有。真正把自己拖去「死刑」的是他們自己，他們只是把責任丟給了我們。

而我們之所以痛苦，是因為我們太快就認同了這些話。我們心裡會浮起聲音：「是不是我真的太狠心了？是不是我真的推他們到絕路？」這份內心的動搖，往往比話語本身更折磨人。

所以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我這麼快就相信了這些話？為什麼我會把它們放進心裡，反覆咀嚼，久久不去？

這正是我們必須學會的分辨——哪些真的是我的責任，哪些只是別人情緒的投射。當我們看清這一點，就不必再替別人背負「死刑」的幻影。

然而，有趣的地方是，我們還能進一步追問：父親為什麼偏偏要說出「判死刑」這四個字？在無意識裡，他能從這句話「得到」什麼？

或許，他能得到母親的同情與安撫：「別這樣想，女兒還是愛你的。」這句話就像是他急切渴望的一個補丁，讓他暫時不再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或許，他能得到一種反向的權力。當他把自己放在弱勢的一端，他就能迫使女兒回頭來照顧他的感受。他以「被害者」的姿態站在舞台中央，讓其他人心生愧疚與不安。

為什麼這麼多話可以說，他卻偏偏選了「判死刑」？因為這句話足夠沉重。它能迅速製造罪惡感與震盪，讓人一瞬間失去理性，急於補償。換句話說，「死刑」成了他把無力武器化的方式，把自己的脆弱轉化為一種道德籌碼。

父親之所以如此強調「死刑」，也與他的生命經歷有關。自從生意失敗後，他像跌進了一個深坑，一敗不起。那份挫敗感讓他再也無法抬頭，於是選擇以另一種方式補償：把女兒的成就當作自己的面子，拿給外人看。對他來說，女兒的成功就是他殘存的尊嚴。

在外人眼裡，他依然能拿著女兒的能力與成績，說：「看，我的家庭過得多好。」這種虛榮與亮麗的生活表面上光鮮，實則是一種脆弱的遮掩。對女兒而言，這不只是壓力，更是一種負擔。她的每一份努力，不再只是為自己，而是成了替父親的挫敗填補裂縫的泥土。

當她試著勸說父親，想讓他看清這樣的依賴只會讓彼此更累，卻換來父親的不諒解，甚至更沉重的「孝順」道德綁架。她漸漸明白，若繼續餵養下去，只會讓父親的虛榮更加膨脹，讓「面子」變得比「關係」更重要。這種張力，正是她內心最深的矛盾：她既想守護父親，又不想再成為父親活下去的面具。

有時我也在想，我們華人文化裡所謂的「孝順」究竟意味著什麼？它像是一根繩索，既把孩子與父母緊緊相連，又在無形中成為一種責任的枷鎖。那個「孝」的字眼，常常要求孩子無條件承擔，甚至在父母跌倒、失敗之後，要用自己的人生去填補縫隙。幸好這位學員本身有能力，有經濟實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承擔父親的失落與面子。但我不禁想，若她只是拿著一般穩定的收入，又會怎樣？父親是否依舊會用「孝順」來要求？她又是否會陷入更深的愧疚與無力？

再進一步想，難道「越有能力」就等於「越應該承擔」嗎？我們的文化裡常常有這樣的錯覺，好像孩子只要有一點能力，就必須背負更多，甚至要為父母的人生挫敗買單。可是，孝順若變成了單向的壓力，它就不再是愛，而是消耗。它不再滋養親情，而是把親情推向一場交易：我提供資源，你換取面子。這樣的孝順，慢慢失去了真實的溫度。

我看著學員，心裡其實明白：父親的話，不只是她的難題，也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遇見的經驗。因為在我們心裡，也有那個隱形的法官。

有時候，我們也會對自己說：「你怎麼這麼沒用？」「你連這點事都做不好，乾脆消失算了。」我們舉起槌子，把自己推上審判台，成為那個既是罪人又是法官的人。

朋友之間，有時候一句「你這樣是不是不把我當朋友？」就能讓人心頭一緊，開始檢討自己。職場裡，一句「你是不是不適合這份工作？」就能讓人夜夜失眠，懷疑自己是否真的不配。親子之間，更是充滿了這樣的回音——孩子一句「你根本不懂我」，就能讓父母在心裡反覆自責。

我們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在別人尚未宣判之前，早已在心裡默默對自己說：有罪。

所以，真正的「死刑」從來不是女兒判的，而是父親內心那個無法承受失望的自己先下的判決。他把責任投射出去，好讓自己不用直面內心的空洞。

我們也一樣。當我們說「你這樣對我，就是殺了我」，或許並不是別人真的殺了我們，而是我們心裡某個孤單、羞恥的部分，早已悄悄宣判了自己。

誰在判誰的死刑？這問題，最後總是指向自己。真正能赦免我們的，不是別人的回心轉意，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撤銷對自己的那道判決。

而在生命的另一端，也總有人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們在失望裡學會放過自己，在孤單裡找到力量，在被拒絕之後，依然願意再次去愛。

死刑只是幻影，真正的自由，是給自己一次赦免。當我們敢於這樣做時，心裡的法庭會慢慢空下來，審判台上不再有人舉槌，而是灑進一束光。那束光提醒我們：沒有誰真的有權力把我們宣判至死，除非我們自己同意。

而這份光，也提醒我們重新思考「孝順」的意義。孝若成為愛，它能滋養彼此；孝若被誤解為無盡的承擔，它便成了另一道無形的死刑。當我們懂得撤銷對自己的判決，我們也能撤銷文化裡那些沉重的枷鎖——不再把孝順當作交易，而是當作愛的流動。唯有如此，孩子能安心地成為自己，父母也能真實地被看見，而不是躲在面子的幻象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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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5-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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