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南澜
清晨六点半，槟城的空气里还带着昨夜雨水的湿润。我拎着环保袋，穿过亚依淡巴刹那条熟悉的小巷，准备为周末的饭菜采购些食材。
这是我搬到槟城工作的第三年。从霹雳州那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渔村来到这座热闹的城市，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光。渔村的日子是安静的，安静到能听见海浪拍打木桩的声音；槟城的日子是喧嚣的，喧嚣到即便在梦里，耳边都仿佛回响着摩托车引擎和路边档口的叫卖声。我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之间来回切换，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异乡人，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完全的归属感。
但菜市场不一样。
无论是我出生的渔村那个只有几个摊位的简陋市集，还是槟城这个热闹非凡的巴刹，菜市场始终是我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有我家乡的味道——新鲜的鱼虾、刚摘的蔬菜、空气中混杂着辣椒和香料的浓郁气息。每当走进这里，我就会短暂地忘记自己是一个在城市里打拼的异乡人，找回一丝关于“家”的踏实感。
那天，我的目标是买一些鱼和菜，准备做一顿家乡风味的午餐。我穿过卖蔬菜的摊位，绕过卖衣服和日常用品的档口，朝最里面的海鲜区走去。就在经过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时，我被一个声音叫住了。
“妹妹，来看看我的kangkung，早上刚摘的。”
我转过头，看见一位马来奶奶坐在一张矮矮的塑料凳子上。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碎花长衫，头上裹着白色的 tudung，脸上的皱纹像渔村的河道一样深。她的摊位很小，只是在地上铺了一块旧布，上面摆着几把扎好的空心菜、几根茄子和一小堆不知名的野菜。那些菜不像其他摊位上那样整齐划一、翠绿欲滴，它们带着泥土，有些叶子还被虫咬过小洞，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鲜活。
我本来只是想礼貌地看一眼就走，毕竟我今天的计划里并没有买空心菜这一项。但她看着我的眼神，让我停下了脚步。
那种眼神我说不清楚——不是商贩看顾客的那种热切，更像是一个奶奶看孙女的慈祥。她的眼睛有点浑浊，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堆起的褶子里藏着某种温柔的东西，让我想起了远在渔村的阿嬷。
“多少钱一把？”我问。
“一块钱。”她伸出食指，声音轻轻的，像是怕吓跑我一样。
一块钱。这个价钱在槟城的菜市场几乎找不到了。其他摊位卖的空心菜至少要两块钱一把，而且捆得比她的大不了多少。我蹲下来，拿起一把空心菜看了看，叶子确实很新鲜，茎也很嫩，只是泥土多了些。
“安娣，你住哪里？这么早就来摆摊了？”我用结结巴巴的马来语问。我的马来语一直不太好，从小在华人渔村长大，学校里的马来语课也只是勉强及格的水平。每当我需要用马来语跟人交流时，心里总会有点紧张，怕说错了让人笑话。
但奶奶听懂了我的话，或者说，她听懂了我的善意。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开始用带着吉兰丹口音的马来语跟我说话。那口音很重，我几乎只听懂了一半。
大意是——她住在附近的甘榜，每天早上四点起来摘菜，然后骑半小时的脚车来巴刹。这些菜是她自己在屋后种的，没有用农药，虫子咬过的那些才是最安全的。她的丈夫几年前去世了，孩子们都在吉隆坡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她一个人在家闲着也是闲着，种点菜卖，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赚点零花钱。
“我自己一个人，”她比划着，“孩子要接我去吉隆坡，我不去。那里太吵了，没有地方种菜。我在这里有我的菜，有我的鸡，还有邻居的猫。”
她说“邻居的猫”时，笑了，露出几颗还坚守岗位的牙齿。那笑容天真得像个孩子，让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决定买两把空心菜。她帮我装袋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动作很慢。她没有用塑料袋，而是用几片香蕉叶把菜包好，再用一根细细的藤条绑住。
“Plastik tak bagus untuk alam,”她解释道——塑料袋对环境不好。
我愣了一下。这个看起来没读过什么书的乡村老奶奶，竟然也在乎环保？我摇摇头，为自己的刻板印象感到惭愧。
“Betul, betul,”我点头赞同。
她开心地又笑了，从旁边的布袋里掏出一小把我不知道名字的野菜，塞进我的袋子里。“Ini percuma, mahu makan dengan sambal belacan, sedap.”
免费送我的。我有点不好意思，想要付钱，她摆摆手，态度很坚决。那野菜我后来查了才知道叫“pucuk ubi”，是木薯叶，确实像她说的那样，用叁巴虾酱炒了特别好吃。
付钱的时候，我递给她两块钱。她没有零钱找，我本想说不必找了，但她坚持要找。她在口袋里翻了好久，最后翻出几个硬币，认真地数了六十仙递给我。
“Jaga duit sikit-sikit,”她说，“一点点钱也要好好保管。”
我收了那六十仙，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复杂的感觉。六十仙，在现代社会里几乎什么都买不到，掉在地上可能都没人会弯腰去捡。但她把它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来做，认真、郑重，好像那不是六十仙，而是某种尊严的象征。
我站在那里，拎着那包用香蕉叶捆好的菜，看着她继续招呼下一个顾客。一个印度大叔走过来买了几根茄子，她同样笑呵呵地交易，同样认真地找零。那个小小的摊位前，短暂地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画面——一个华人的我，一个马来奶奶，一个印度大叔，在槟城某个不起眼的巴刹角落里，因为几块钱的蔬菜而产生了交集。
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马来西亚。没有报纸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没有社交媒体上那些充满戾气的争吵，只有活生生的人，在过日子。一个马来奶奶卖菜给华人女孩，华人女孩买了菜又和印度大叔对视一笑，好像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当然。
我在渔村长大的时候，身边几乎全是华人，对马来同胞的了解少之又少。课本上写的那些东西——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生活——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遥远而陌生。直到来到槟城工作，才慢慢接触到不同种族的人，一起吃嘛嘛档，一起过各种节日，一起吐槽塞车和物价上涨。但这些接触大多停留在表面，像蜻蜓点水一样，点到即止。
而那天早上，在那个小小的菜摊前，我却忽然触摸到了一些更深的东西。那个马来奶奶的生活——凌晨四点起床，骑着脚车去卖菜，一个人的日子，吃自己种的蔬菜，用香蕉叶代替塑料袋——那种生活和我渔村阿嬷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一样是早起的清晨，一样是粗糙但勤劳的双手，一样是想念远方孩子的寂寞，一样是在角落里倔强地发光的小人物。
她们是这片土地上无数普通人的缩影。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信仰，生活的底色其实都是一样的——都一样要面对柴米油盐的琐碎，都一样要承受生离死别的苦楚，都一样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寻找一点点甜。
那天回到家，我把那两把香蕉叶包着的空心菜洗干净，用虾酱炒了，配着椰浆饭吃。那一餐吃得特别香，不是因为菜有多新鲜——虽然确实很新鲜——而是因为每一口都好像带着那个奶奶的笑容，带着清晨巴刹里的烟火气，带着一种人与人之间很朴素的善意。
我跟同住的室友说起这件事，她笑着说：“一块钱的菜你也好意思讲这么久。”
我没有反驳。有些东西确实不值一块钱，但有些东西的价值也远非金钱可以衡量。我想起那个奶奶认真找我六十仙的样子，想起她用香蕉叶包菜的动作，想起她说“一点点钱也要好好保管”时脸上的平静。在槟城这座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里，在物价飞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日子里，她还在坚持一种很老派的生活方式——种菜卖菜，早睡早起，乐天知命。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住在哪个甘榜，不知道她养的猫是什么颜色。但我知道，从那以后，每次去亚依淡巴刹，我都会绕到那个不起眼的角落去看一看。有时候她在，有时候她不在。她在我就会买一两把菜，聊几句磕磕巴巴的马来语；她不在的时候，我就想象她可能是起晚了，或者下雨了就没出门，或者终于被孩子接去了吉隆坡。
那条路我们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相遇了。但我知道，在槟城的某个角落，在马来西亚的无数个角落，还有无数个像她一样的小人物，在用自己的方式发着光。他们卖菜，卖炸香蕉，卖椰浆饭，驾 Grab，扫街，在工厂里加班到深夜……他们的光很微弱，微弱到城市的高楼大厦轻轻一遮就看不见了。但如果你肯蹲下来，认真看，你会发现那些光一直都在。
就像我渔村的阿嬷，一辈子没出过霹雳州，没读过什么书，却教会了我善良和坚韧。就像那位叫不出名字的马来奶奶，六十仙也要认真找，但送人的野菜从不吝啬。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底色，是我们应该紧紧握住的东西。
两周后，我又去了一趟亚依淡巴刹。那天人很多，我在卖菜的区域转了好几圈，没有找到那个卖空心菜和野菜的奶奶。她平常摆摊的那个角落，换成了一个卖炸鸡块的大叔。
我问隔壁卖水果的印度大兄。他想了想，说：“Makcik tu? Mungkin sudah tua, tak datang lagi lah.”
也许老了，不来了。
我站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手里的环保袋空空荡荡，却好像装了很多东西。
回到家，我把之前她送我的那种野菜的种子从冰箱里翻出来——那次买完菜之后，我特意留意了一下种子包装袋上的名字，买了回家想尝试自己种。现在我把种子拿在手里，看着她用奇异笔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kangkung”和“pucuk ubi”，每一个字母都透着认真。
我决定把种子种下去，种在我租屋的小阳台上。也许有一天，那位奶奶真的不会再出现在巴刹里，但她的菜，会长在我的花盆里。
每一个微小的善意的相遇，都可能成为照亮另一段路的微光。
我期待着空心菜发芽的那一天。
-南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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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6-0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