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澳洲葡萄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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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白星澜

季节倒流的劳作

到达葡萄园的那个黄昏，天空正铺展着一片我从未见过的紫色——不是槟城海岸日落时那种掺了金粉的绯紫，而是内陆才有的、熟透到近乎墨黑的浓紫。南半球的二月，马来半岛的雨季应该还未收梢，空气里满是榴莲熟裂的暖腻；这里的风却干燥粗粝，带着桉树挥发的辛辣。农场主约翰是个红脸膛的汉子，手掌阔大，握上去时能感到坚硬的茧子。他指了指山坡下那片灰铁皮屋顶的工棚：“你们住那儿。明早五点，太阳还没把露水舔干的时候，就得开始剪枝了。”

我的“邻居”们，是几张同样被赤道阳光吻过的面孔，却说着不同质地的话语。阿明来自吉打州，和我一样是马来西亚华人，开口是掺杂了闽南语尾音的马来式华语；台北来的雅婷，嗓音糯软，每个句子都像裹着珍珠奶茶里的粉圆；香港仔阿杰说话节奏快如电车叮当，粤语里夹杂着利落的英语单词；还有河北的大伟，一口卷舌音厚实得像北方的黄土。我们这群散落南半球的“中文使用者”，在葡萄藤间重新拼接起一片移动的、微型的故土版图。

真正的劳作开始于某个尚未完全醒来的清晨。露水沉甸甸地压在葡萄叶上，一碰，就凉丝丝地碎在手腕。我学着大伟的样子——他是我们中唯一有过北方农田经验的——左手轻轻拢住一串“西拉”，右手将弯月形的剪刀凑近果梗。这动作看似简单，却藏着分寸。最初的几串，我笨拙得很。汁液黏稠，很快就在指缝间结成深紫色的糖痂，混着尘土的微粒，渗进掌纹里。

“喂，不是这样啦，”阿杰凑过来，用他修长的手指示范，“手腕转一下，像拆凤爪关节那样，轻巧的嘛。”他比喻得奇怪，手势却精准。

雅婷在旁边轻笑：“我们那边讲，要像捡红豆一样，一粒一粒心思。”她剪下的果串，梗口整齐得宛如艺术品。

阿明抹了把汗，用马来语嘟囔了一句：“Lama-lama jadi ala（慢慢就习惯了）。”这是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切换键，当疲惫淹没时，母语的碎片便浮上来，像海面上的椰子壳。

太阳升高了。热量不再是抽象的词汇，它有了重量和质感。偶尔直起身，世界会在瞬间眩晕成一片白茫茫的光海。时间变得粘滞，只有剪刀开合的“喀嚓”声，单调而固执地，将漫长的白昼切割成一小段、一小段的重复。在这重复中，口音的壁垒渐渐被汗水蚀穿。大伟说起他河北老家冬天窖藏的大白菜，阿杰怀念深水埗排档的酥脆炸大肠，雅婷描述阳明山夜晚的硫磺气息，而我和阿明，则争辩着槟城炒粿条与新加坡黑椒蟹究竟谁更能代表“南洋味”。食物是故乡最忠实的信徒，在异国的烈日下，我们用语言烹煮一道道消失的盛宴，喂饱思乡的胃。

中午，我们躲到几棵尤加利树稀疏的影子里。树皮斑驳脱落，散发着一种清冽的、类似薄荷与樟脑混合的香气。雅婷拿出她的宝贝——一只小陶壶，泡起冻顶乌龙，茶香幽然，与周遭粗犷的环境奇异地和解。阿杰分享他从香港带来的陈皮姜，酸甜辛辣，提神醒脑。大伟啃着像石头一样坚实的北方馍片，我和阿明则分享着包里最后一点肉干，那是来自热带阳光的浓缩滋味。我们很少谈论宏大事物，只是在这些细微的分享中，确认彼此身上那片共同海域吹来的风。

寂静并非真空。当身体的躁动沉淀下去，另一种更丰饶的声响世界便浮现出来。风掠过成排葡萄藤的尖梢，是持续的、潮水般的沙沙声。最大的声响，竟是寂静本身——一种蓬松的、充满弹性的寂静，将劳作时粗重的呼吸、剪刀的金属咬合、甚至心跳，都温柔地包裹、吸纳。在这广漠的寂静里，偶尔飘来几句零散的对白，像寂静湖面跃起的鱼：

“你看这云，像不像阿里山上的？”
“更似维港个日落咯。”
“俺觉得像华北平原收麦子时，天边那卷云。”
“Macam langit di kampung（像家乡的天空）。”

同一片天空，在我们眼中折射出无数个故乡的轮廓。

劳动是身体与这片南半球土地最直接的对话。几天后，酸痛从表层肌肉潜入更深的骨头缝里。但奇异的是，一种新的韵律也在疼痛中诞生。我不再需要刻意寻找果梗的位置，手指在密实的叶蔓间探入，便能准确地触摸到那一小段需要切割的坚硬。剪刀的张合成了手臂的延伸，节奏与呼吸同步。我开始辨认每一株葡萄藤微妙的脾气。汗水不再只是负累，当一阵难得的凉风穿过汗湿的后背，那瞬间的激灵，竟成了劳作中隐秘的奖赏。皮肤被晒成了熟麦色，与这里的土地、藤蔓的颜色渐渐趋同。

然而，身体的驯服与融入，并未完全消弭心底那丝游移的陌生。那陌生感在夜深人静时最为清晰。工棚的窗户没有窗帘，南十字星冷冽的清辉毫无阻碍地泼洒进来。躺在狭窄的床铺上，耳朵里还回响着白日的蝉鸣，意识却时常恍惚。某个剪枝的瞬间，指尖传来葡萄果实的凉意，我会突然想起金马仑高原的草莓，也是这般饱满，却生长在永恒的春天气息里。又或者，傍晚收工时，望见天边火烧云将葡萄园染成一片壮丽的血红，阿杰会脱口而出：“哇，像狮子山浴血。”雅婷则轻声说：“这红，让我想起九份的灯笼。”大伟沉默看着，半晌说：“跟俺们那儿的高粱晒红了脸，一个样。”同一片晚霞，在我们眼底燃烧出不同的乡愁光谱。我成了一个季节与记忆的混血体，在南半球的盛夏，体内同时流淌着北半球故土的寒冬、赤道终年的炎夏，以及所有同伴们带来的、四季错位的乡愁。我们是一群用身体丈量地球时差的人。

葡萄的成熟是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果肉日益丰腴，将外皮撑得紧绷透亮。空气里的甜香也日渐浓郁，发酵般带着醇厚的诱惑。这变化是缓慢的，却又在某个时刻显得猝不及防。

农场主约翰巡看的次数频繁起来。他会随机掐下一颗葡萄，用粗大的手指捻破，观察汁液的色泽，或者直接丢进嘴里，眯起眼睛，用全部的感官去品评。他的表情就是我们的晴雨表。某天，他嚼着一颗“赤霞珠”，眉头先是一紧，随即舒展，眼中闪过一道光，对工头点了点头。消息像野火传遍葡萄园：收获季，要提前开始了。

空气骤然绷紧。新的工具被分发下来，是更小巧锋利的弧形果刀。休息时的闲谈少了，大家默默擦拭刀具，检查箩筐的系带。一种混合着疲惫与兴奋的紧张情绪，在沉默的工棚里弥漫。雅婷小心翼翼地包好她的茶具，阿杰检查他随身听的电池，大伟将家人照片塞进枕头更深处，我和阿明对视一眼，用一句古老的马来谚语互相打气：“Hujan emas di negeri orang, hujan batu di negeri sendiri, baik lagi di negeri sendiri（他乡金雨，不如故乡石雨）。”但我们都清楚，我们正是为了见识那“金雨”，才漂泊至此。

第一串被正式剪下的葡萄，在晨光中沉甸甸地坠入我手中的塑料筐。果霜莹莹，折射着微光。我忽然想起昨夜临睡前，大家难得的集体沉默。后来阿明轻声说，他想起祖母在橡胶林割胶的样子，也是这般黎明前的黑暗中开始，胶汁如奶白的泪。雅婷说，她母亲在茶园采一心二叶，指尖染着终年不褪的绿。大伟说起父亲在麦田弯腰挥镰，脊背弯成一座山的剪影。阿杰则回忆童年跟父亲上茶楼，看见老师傅用精巧的钳子料理虾饺。所有的劳作，所有的离乡背井，所有的技艺与传承，最终似乎都凝结于这最原始的动作——用双手向土地索取甜蜜，在异乡复刻父辈的姿势。剪刀是我父亲的割胶刀，是雅婷母亲的采茶指，是大伟父亲的镰刀，是阿杰眼中茶楼师傅的银钳。我们切割的，不仅是果梗，也是我们与各自源头之间，那看不见的、坚韧的脐带。

箩筐渐满，被抬上小型拖拉机，运往山坡下的酿造厂。我们继续在藤蔓间移动，身后留下被“掠夺”一空的安静枝桠。手臂机械地重复着动作。这些葡萄，最终会成为贴上标签、陈列在遥远国度商场货架上的葡萄酒。或许某一天，在台北的茶艺馆，香港的大排档，河北的农家炕头，或槟城的茶室，有人会啜饮一杯由这片共同劳作过的阳光、雨水与汗水酿成的液体。他们品尝到黑莓的香气、胡椒的辛感，或是橡木桶的烟熏味，但他们不会尝出其中那复杂的、属于所有中文乡愁的涩——那里面有华北平原的尘土，有维多利亚港的海盐，有阳明山的雾气，也有赤道终年不散的溽热。那将是我们存在过的、最隐晦的证明，是一封寄往所有故土方向、却无人能完整签收的家书。

终于，最后一片葡萄园被清理完毕。巨大的榨汁机在厂房里开始轰鸣。结工资那天，约翰给了每人一小瓶当年的新酒，粗糙的玻璃瓶上贴着简易标签。他用力拍了拍每个人的肩膀，用他学会的唯一一句中文说：“谢谢。辛苦了。”

离开的早晨，我起得很早，独自走到最近的山坡上。葡萄园在晨曦中一片静谧，失去了累累果实的藤蔓显得瘦削而安详。身后传来收拾行囊的细碎声响，阿杰在轻声哼着粤语老歌，雅婷的茶壶轻轻碰撞，大伟厚重的行李包拉链划过空气，阿明用马来语低声计数着最后的澳元。

我们没有说再见。就像那些被剪下的葡萄，终将奔赴不同的橡木桶，经历各自的发酵与陈年。但我知道，在某个未来，当我在吉隆坡湿热的夜晚，雅婷在台北微凉的街角，阿杰在香港拥挤的地铁，大伟在河北辽阔的平原，我们仰头饮下任何一杯深红色液体时，舌尖都会莫名记起——那一年，南半球天空下，共同熟透的紫色，与指缝间怎么也洗不掉的、甜而微涩的乡愁。那味道，会在记忆里继续发酵，愈久，愈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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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6-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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