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武陵驛
一
当心脏生病，我感受到来自胸腔深处的不规则悸动。这些日子以来，从日常繁忙生活里消失了的是我，坐在窗下琢磨光影移动了多少的是我，闲到有心思重读《福尔摩斯探案集》、《人生的枷锁》和《人间失格》，甚至开始爬梳比人生还要漫长的《追忆似水年华》。自秋季突然患病以来，生理上心理上的双重荒芜，让我每天我只剩下一种运动，出门散步，数点黄叶落在山道上，雨天陷入泥水里，晴天变黑发脆更快，树叶病变的过程与衰老一致，它们什么怨言也不讲，碎语而安，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乎它们的样貌。它们如果有语言，也许会告诉我世界渐渐消失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在奥斯丁医院，有时候，医生护士问我的职业，我总是说我写东西。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兴趣追问下去，我会告诉他们我写了什么在写什么，但写作即便是种职业，他们也不会放我离开，彷佛认定了我的职业是病人。他们没有错，我现在是专业患者。对于心脏病患者，离开奥斯丁医院的安全是有条件的。我必须成为一个居家病人out-patient。作为居家的专业患者，我不能擅自独立行动，即使散步，也须两人同行。
那次下山散步，是与表情惯常很酷的儿子内森。他沉默，步速尽量配合我。他的耳机里充斥日本流行音乐，头脑里盘旋着与大学工业设计课程无关的东西，我不管他是不是听进去，指向那个画着鱼和鹰的小小店面说，瞧，世界上最荒凉的鱼薯店。
我们就是这样发现了山脚下这家世界上最荒凉的鱼薯店。其实，这家店开了好多年，但以前我总是行色匆匆，无数次到车站到邮局，经过店门口，不过顶多随意一瞥，如此荒凉地段，开鱼薯店会有什么生意？我的疑问是漫不经心的，这家店居然病病歪歪，开到如今也未倒闭，我惊异。
内森面无表情，不置可否，顺着我的手指头望进去，鹰山鱼薯店的橱窗广告画着大海上，一只鹰驮着一条鱼，鱼戴着厨师高帽，在鹰背上欢蹦乱跳。画面的间隙，炸鱼的香芬深处，若是亮着日光灯，可以看见一个上年纪的亚裔女人在专心摆弄厨具，或是一个花白寸头的矮个头亚裔老人独自忙活。两人并不同时出现，永远都是某一个人在独自瞎忙活。那种忙活是不忙的干活。因为看不见什么顾客。
如果店里无人看守，灯也不亮，你可知是礼拜一休息。内森并不奇怪，但我仍惊讶，生病并没有泯灭我的好奇心。幽深静谧的店堂安静而倔强，外面的世界则很亮很大。我希望发现些什么，以免失去些什么。驻足在时尚熬过百年变成了传统的鹰山，又觉得失去不了什么，一切都不能改变鹰山。这里藏着些柔软而坚韧的东西，维持着像鱼薯店这样不可能存活下来的生意。
如果查考鱼薯非常英国的饮食史，据说起源于蒸汽渔船拖网捕鱼冰块保险等等科技进步，鱼类供应大增，鱼价暴跌亲民，英国人灵机一动，于1864年在伦敦开出了世上第一家供应炸鱼薯条的餐馆，鱼薯被视为工人阶级标准的廉价食品。日后，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扩张，鱼薯飘洋过海，风靡英国用作流放地的澳大利亚。不管何时何地，鱼薯始终不登大雅之堂，始终是平民阶层的饱腹之物，被贬低为不健康食物，比如，在我家餐桌上你是绝对见不到此物的。
这就注定了鱼薯老夫妻和他们荒凉的店堂。可是，荒凉的鱼薯店叫我迈不动腿，想起一些本来被忽略了、却在心里悄悄刻下了的事。不久前去新加坡，途径上海，与父亲去公证处办事。父亲在浦东公证处大门口高高的台阶上，朝我挥手，忽然间身子倒了下去。他上楼梯本要抓着扶手借力，下楼梯更吃力。即使有扶手可以借力，也免不了失去平衡。我上前赶紧扶住他，在以前他肯定推开我，不屑于有人帮扶，凡事他是可以屏一屏的，那次他顺从地由着我搀扶，从一个个台阶挪下去，落脚极慢，极重，他以前可是业余教人武术的。我心里扯动着，鼻酸眼花，脚步虚浮，我也像是陡然苍老起来。以往每次，父亲都亲自肩扛手提，将我送到国际机场出发口。然而如今，他不可避免地老了，提不动了，走不动了，下几个台阶也会犹豫。然而他嬉皮笑脸不以为意，说脚软而已。反过来叮嘱我：儿子你两鬓都斑白了，要注意身体，别熬夜，高血压要按时吃药。
父亲到了老年，变得婆婆妈妈的。他以前可不是这样子。他完全没有料到我回到澳洲，不到两个月，就病了，而且要动大手术。
二
昨晚风大，吹得今早后院的茶花开了，虽然仅爆出两朵茶花，一朵深红，一朵乳白。去年被我一时鲁莽锯去2/3树身的五株茶花，经历过旱季，如今只剩下四株。死去的那株，半截树干挺得最直。青枫在这个冬季失去了两枝粗分杈，一小截脆弱的枝桠斜斜逸出，留着一点点开春的希望。小天使石像的左前臂上露出一节钢筋，被不知什么材料涂成乌云的颜色。小喷泉不喷水了，像个石头凿出来的浴盆，盆里的水不知何时又满了，不知为何从不溢出来。那只白背喜鹊从未离开过，算是老相识，它在布满踩扁的黑色袋貂屎的院子里数着方砖。我不想打扰它，他接受了我的存在。在他认为属于他的领地里，他日复一日地巡视，拿眼瞅我，再瞅我，眼神不再戒备，而是询问，当我坐在书桌前莫名其妙地发呆。我看看喜鹊，我有时间等一等，等着暖风再度拂面的时候。
离开医院第四周，右臂恢复了自由。右臂深埋至心脏的PICC导管刚刚摘除。我想码字，右手却拒绝再像以前那样码字。上周又做了动脉造影，右腕动脉留下一个血痂，医嘱不能取重物或做重复动作，以便等待进一步的手术治疗。这样强行休息着，闲暇一多，便不断想起鹰山山脚下那家萧条落伍的鱼薯店（Fish & Chip）。我们以为生意好是想当然的事，没生意属于运气不好，小概率事件。不过在地广人稀的鹰山，生活是散漫的，生意是荒凉的。若是你在鹰山使用生意兴隆这词，不是什么祝福，而是傲慢无礼，是对这里店家的刻薄调侃。荒凉才是常态。
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健康于许多人而言相当简单，就是吃好睡好锻炼好；但于医生而言是, 指标有没有达标，手术有没有达成。以人生长度而言，健康是兴盛发旺，总不长久。健康，只归于健康本身。疾病是荒凉衰败，像是水落石出，病态犹如我们的老去，总归要袒露的真相。心衰，不仅仅是可怕的字眼，且是突然发作，成为我这一段出院后日子的常态。原来一周打三次乒乓比赛的人，沦落为晨起服药降压排水，猛烈咳嗽吐痰，痰中常带暗红血块。与病共存，当是与恐惧共生。如果这时候没被吓坏，也不能再把健步如飞当作日常。如果生活可以是危险的日常，散步再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休闲了，哪怕是龟爬般缓慢为之。散步变成了我日常的移动半径，以山脚下鹰山火车站为圆心，每天下午趁着好日头去转个圆圈。尽管在鹰山住了十来年，生活却总是忙忙碌碌，只有赖着生病，才不得不慢下来，慢下来，等待做手术的日子。
澳大利亚空顶着大的名号，从历史、人口和经济看，如同鹰山的格局，算是不折不扣的澳小利亚。鹰山夹在埃文赫与海德堡两站之间，人口和面积均小到随意被忽略，可是，它却是雅拉河畔不容忽视的慢生活风水宝地。处于雅拉河北岸离市中心最近的高地，站在山巅，视野极佳，不少宅邸均可俯瞰市区摩天楼，或远眺博士山和丹顶农山脉。想当年殖民之初，这里满目荒凉，遍布澳洲本土的耐旱杂草灌木，几乎没有一棵像样的大树，山顶上杵着两幢孤零零的房子，分别是 波顿 Bolden 兄弟的雷顿Leighton农场和小说家布朗尼 S. J. Browne的哈特蓝 Hartlands 农场。差不多在英国开出世上第一家鱼薯店的时候，有财团出面收购了农场，种植了各种欧陆树种，命名为鹰山庄园。庄园好长一段时间仍然是闲置抛荒的，不知如何提供给一群画家（汤姆罗伯茨Tom Roberts, 阿瑟-施骓腾Arthur Streeton等人）作宿舍。以雅拉河畔的鹰山为风景素材，诞生了一大批国宝级名画，《鹰山的金色夏日》和《鹰山脚下的雅拉河》等等，至今收藏在首都美术馆，这里便是开创澳大利亚美术史的海德堡画派的诞生地。鹰山从此大树成荫，大地大宅，聚拢了艺术家文学家商人巨贾医生律师等社会贤达，渐渐被公认为墨城保守得最好的城区秘密。
墨城疫情时有反复，似乎看不到彻底肃清的光景。鹰山散步的人日渐增多，无论老少男女，无论健康还是患病，彼此微笑点头，互相招呼问安，看不出为目下多灾多难的时代氛围所累，一路上坡下坡，大口呼吸着花香与和平。这是我作为个体慢慢融入鹰山慢生活的阶段。脚步慢下来以后，我禁不住欣赏起古老火车站的简单存在方式。短短的街，上坡进站下坡出站，酒吧咖啡馆发廊邮局杂货铺鱼薯店，风格统一的两至三层砖木建筑，二楼依次规规矩矩张贴着旧日的广告：《先驱太阳报》《时代报》《澳大利亚人报》《金融时报》。固步自封的老街，天天有百年的声色，没有犬马；拐角的老鹰酒吧，夜夜有百年的纸醉，没有金迷。鹰山守旧如旧，比云朵疏懒，比河流辽阔。
撇开疾病，我想说，这是好的。
等待开胸大手术的日子充满恐慌，我想买一份鱼薯尝尝，不光是支持鱼薯老两口，也是为开胸手术作最坏的打算，虽然这手术很成熟，死亡率不到5%，但落到一个人头上就是100%的结束。在居家治疗期间，每天下午都有不同肤色不同口音不同来历的护士造访我家。力是唯一的男护士，他来自中国，换药换敷料手法大胆娴熟，知识渊博，我差点将他当作半路出家的医生，他是来澳洲后才改行当护士的工程师，每说到此，他都惭愧地笑，为谋生吧。若是说到我的手术，他先是劝我快坐，然而他又说如果换成自己，他也要想一想，他也怕的。
熟了，力会认真地多管闲事，反对我吃鱼薯之类不健康油炸食物。妻是儿科大夫出身，她也反对。她的反对有医生的洁癖和偏好，反对一切不健康食物，除了她喜欢的不健康食物。晚上有时门铃大作，开门却空无一人，门口地上出现鲜花卡片，以及糕点菜肴，那是教会姐妹佩琪和Jasmine ，邻居Fred和 Jenny等等在我病后送来的精心制作，都是医生护士喜欢的健康食物。这里面必然不包括鱼薯。
天天经过山脚，我只能闻一闻炸鱼香气，看一看鱼薯老夫妻。他们负重似的低着头，抬头只是为了看客户，本地的历史和鱼薯的卑微都写在他们的皱纹白发里。他们从不招呼客户，或许是英语不佳，也不聊天。周末，偶尔也能看见一个客户拿着纸袋在店门外，虔诚地等开门。我忽生一念，我盼望有个孤零零的客户是我，坐在客堂里，耐心地恭候油炸鱼热薯条，如果有万一，那是我生命最后一次吃鱼薯的机会。
三
散步的人在途中，多少会顾念起远方和远方的人。我跟内森一面走，一面谈论在日本旅行的美好经验。我和他也曾做远方的人，趁着天色将晚抖擞精神在大阪大学青翠欲滴的林荫山道赶路。此刻，他依然戴着耳机，保持挺直的步姿，偶尔点头，大多时候，任由我絮叨，我便将思绪放逐到京都东山的两层楼「王将」店，今年两月初的那一晚，我和内森在那里点了大阪风的饺子拉面。当时，我如数家珍，告诉儿子饺子和拉面都起源自中国。内森也是这样点头。对于澳洲长大的他来说，日本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像家乡。我无端地想到，这些年来，上海对于我，也如同京都的寒风吹散道旁残雪，越来越像是故乡，而非家乡。
我很想告诉内森上海曾经是我的家乡，是落在一个四五岁的我身上。那是在还没拆掉的西站铁路边，一条不起眼的弄堂，进去不到百米深，就是小红军幼儿园的所在。天色晚了，等候家长来的幼儿园阿姨进进出出，乒乒乓乓，收拾着什么。我和寥寥不多的几个小朋友也焦急起来。雨越下越大，大到院子里的水漫上脚踝，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人骑车冲入园门，下车过猛，雨披扑散，水花盛开，全身上下无不是湿漉漉的，露出一口白牙，我的父亲，内森的祖父，正对我笑得英俊端正。
他把我的小身体裹进硬得哗哗响的雨披，他的体温将生硬冰冷的铁灰色塑胶，连同那辆黑色永久脚踏车变成了坚固的老坦克，吃力却平稳地行驶着。当马路变成了溪水，身边不时隆隆擦过各种钢铁怪兽，恐惧再一次攫住了我。
我不能忘记父亲讲过，他差点命丧过路车。也是雨天，从郊县回家，他要一路骑行好长一段路，在一条有排水沟的乡村公路上，那件硬邦邦的灰色雨披飞扬起来，被疾驶而过的大卡车钩住，将他连人带车拽向车轮底下，他失去了平衡，倒向车轮内侧。他是如何在千钧一发之际脱险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像是在讲笑话，并无生死一发间的余悸。生命是如此脆弱，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感觉人生无常。
那晚，夜寒撼动京都之夜，撼动我的衣襟，撼动了记忆。如同唐制屋瓦上消融的雪水，不能还原为当初的雪。五岁的我，是不能清晰还原事实的。父亲亲口讲述那事应该是在我能清楚记事的上学之后，但在暴雨之夜回家途中，坐在父亲脚踏车横杠上的恐惧来自于何处，我至今存疑。
年轻时的父亲，是脾气暴躁、秉性怯懦的张家长子，候鸟似的，在郊县与市区的家之间匆忙来去。为工作所驱，为生活所迫。直到退休，他才得以返回市区。仅仅为了学生时代的笨嘴拙舌，给上面提意见，被罚去乡下改造，后来教了书，做了臭老九，他并不发牢骚，也不讲怪话，不思考社会问题，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一天天衰老，没有活成祥林嫂的样子，他却比一同下乡的同学都活得久。令我惊异的是，父亲是从几时起相信「活得久才是硬道理」的，他不善逢迎驾驭的天性是如何配备了鲁迅先生嘲弄的精神胜利法。按世俗标准，他一事所成，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却总能化腐朽为神奇，从苦里自得其乐。
有一度，父亲的脚踏车一滚动起来，前面横杠坐着我，后面书包架子坐着他最小的阿弟，我的小爷叔，他只大我六七岁。父亲虽是长子，素来缺乏长子的威信，他的众多弟弟妹妹没人拿他的话当回事。凡事长子都让着，但弟弟妹妹们依然不高兴，尤其是在祖宅拆迁的分房关节。母亲天天唠叨儿女大了，房子不够住，可上海滩哪一家的房子够住呢，再唠叨也变不出房子。父亲在弟妹们面前，腰杆仅仅挺起三分钟，就被当年坐在他书包架子上的小阿弟手里的菜刀给逼住了。
对不起，父亲。懦弱的大度不能算是宽容，无原则的退让也配不上海人的精明。你从我懂事起，就不再是我敬重的那类人。我是不是内森敬重的那类人我不知道，也许在他们这代人心目中，并没有看不看得起那种观念。平等、非歧视教育深深施肥于他们的根系。可是，以我这株植物的成长历史来看，春天可以论价钱来出卖，聪明人太容易得到奖赏，傻子过早地被惩罚被绊倒，孤独的人可耻地在发霉。
四
在散步路线上，我开始一一认识路边的陌生者，不光是如我辈的散步者，反正有意思的是一群黄冠白鹦鹉，彷佛是我们鹰山天赋的和平使者。第一次发现，当时，它们聚集在路边一个工地，有一只站在篱笆上独自瞭望。行动很有规律，每次撞见它们，总有那么一两只栖在篱笆或电线上站岗。
这些日子以来，是与女儿依琳一起走过，她在读中学，这年龄对鸟还有些兴致，她被我强拖来，父女一道学习观鸟。黄冠白鹦鹉，学名「葵花凤头」，个头较大，雪白身体，头上一撮小黄毛夺人耳目。这群平常不可能引我们注意的小家伙有二十来只，不喜被围观，统统飞上了天。我们童心大发，跟踪过去，转过两条街，来到了车站街背后的小停车场。斜角穿越停车场，是一条直达车站月台的小径。我们站住，遥望一个戴遮阳帽的亚洲女孩，她背对小径，在二楼木阳台上准备鸟食，悉心喂鸟。黄冠鹦鹉在墨绿色木栏杆上齐刷刷排队，依次进餐，小黄毛时而兴奋地绽开黄冠，不管怎么憨厚腼腆，它们总是这个偏安之地最急吼吼的吃客。
隔些日子，又是女儿陪我路过墨绿木阳台，那亚洲女孩正在后院门口整理垃圾桶。走近了，始觉现世界虽小，却是充满了误会的地方。所谓女孩，是个人到中年的亚洲女人，她依旧戴着俏皮的遮阳帽，与我们用越南口音的英语打招呼。我们从绿色垃圾聊起，证实了木阳台是鱼薯店的后楼，女人是鱼薯老夫妇的女儿，她们一家都住在店堂后楼的三层公寓上，维持着一周六天的营业。女人露出精明过人的神色，连连抱怨这个鬼地方生意冷清，她其实是生意的开创者，一度想卖掉这幢门面房而不得，当时她父母从女儿手里接过了鱼薯店，说不为别的，解解闷而已。谁想这店一开，就是十来年，半死不活的，现在倒是舍不得关张了。
聊到喂食鹦鹉，她还告诉我们，那些不谙世事的鸟客人叫做放风鹦鹉，看上去傻乎乎的，但像白背喜鹊一样，它们会灵巧地用喙开启垃圾箱盖，更擅长与善意的食物来源建立割不断的情感联系。它们才是这里最宜居的永久居民。而进入澳大利亚俚语，鹦鹉cockatoo，缩略为cocky，特指“放风者”：过去，非法赌场为防止警方突袭，安排在门口守着的那一位。
过去，越南女人一定是充满骄傲和激情的，而今她体态不再轻盈，眼眸时而失神，她和她喜欢忙碌却荒凉得无法忙碌的父母，使我无法忘记我远在上海同样喜欢忙碌的父母。想起先前同去浦东公证处，父亲在回家路上絮絮叨叨，他强调说自己虽然膝盖有问题，但身体比母亲好。他说母亲有一次去银行，一公里的路，停停歇歇好多次，到了银行爬台阶，就摔倒在地，好撑歹撑也爬不起来。四周人围观半天，无人敢伸手扶这个卑微伏地的老太太，也无人打电话叫救护车。最后，还是好心的银行保安咬咬牙，将她一把拽起来。他纵然将几十公斤的母亲拽起来，却不可能拽得动我作儿子的心里的负重。父亲不在场，若是在场，他那人也不会多想，但母亲的心思是细密的。她一直不愿我离家远游，也许，在她心底里一直期望我成为那只放风的鹦鹉，在她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的一刻，该有儿子这样的放风鹦鹉，守在一旁相助。
父亲身体一向不错，健康自进入老年才真正出现状况。然而，母亲从中年早退，身体就开始急速衰退，她早已习惯药罐子的生活，在家里的地位与日俱下。想象她坐在中国银行门口台阶上，看着周围人来人往，目光冷漠有之，好奇有之，幸灾乐祸有之，她在80多年的岁月里无不承受过，但以她从来独立自主争强好胜的性子，从没有像那时的失望无助，到了不再有幻想的年纪，她只是期望能够像路人那样，摔倒后可以独力爬起来走路。她大半生在为别人操劳，是不是可以为自己歇一会。儿女没有一个听她的话，像我这样的逆子，在家老是说：做大事绝不听妈。长这么大，凡是听她的话，只会做错走错。她听了，眨巴着耷拉的眼皮，抹一阵眼泪，也就好了。
我从未想过，她那种自卑的感觉到底是如何与掏心掏肺的爱之间达成和解的，那是母亲的秘密。可是，我也无法告知父亲母亲我的病情，他们如何能理解人体的引擎怎么能一下子出那么大的毛病，如何能接受外国医生要在儿子的心脏上做类似剖腹挖心似的开胸手术，谁能够给他们讲清楚什么是心脏停跳手术，什么又是体外大循环，那不只是恐怖片，简直是天天对他们的心理折磨和惩罚。我叮嘱妻要对我父母保密，不许讲我的手术。那是儿子的秘密。
我们活着活着，就活成了这样子。小心地问候，过滤着话语，为了彼此，保守着秘密。
五
我们也不能将手术的细节告诉内森和依琳，或者，我们得等待更好的时机。儿子与我的代际差异，并不见得比我与父亲的小。他是幸运的00后，10个月就坐国际航班，早已游历过世界多个角落，包括东京和北海道。数月前，为了庆祝他入读大学并满足他对日本文化的迷恋，我陪他去关西旅行，天天行军万步以上，儿子享受跟我并肩散步的时光吗？现在我有时间望着他，他是在我殷切的眼光里长大的，我曾以邻家孩子的标准来要求他，急不可待地拔苗助长他，可他还是以暗自抵抗的方式长大了。
墨尔本的冬天虽不冷，但比京都的更漫长，我的眼眶似是墨城时不时飘洒的毛毛雨染湿。我扣紧领扣，特别怀念夏季。怀念转化为一段夏的记忆：好多年前，在偌大的香港大屿山机场，我这个作儿子的如何丢失了父亲。
那时我走入香港机场免税店购物，父亲主动提出不进去了。我诧异，他是极好动爱热闹的。当他在门外护栏前坐下，像个好学生，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上，我立时明白他的膝盖病犯了。他在中年以后，像每一个长年练太极拳的人饱受膝伤困扰。
十来分钟后，当我走出店门，护栏下却空荡荡的，父亲不见了。我在人来人往的店前广场走了几圈，寻思他等不及，可能先去登机口了。香港机场大，去上海的港龙航空登机口需要短程列车接驳。当我赶到登机口，父亲不在，晓得寻错了方向。慌乱中，我却不敢再离开，马上要登机了，万一返回寻找，再次错过，肯定赶不上登机了。只有等在登机口，让地勤不停地广播寻人。
航班到点，不管不顾，按时起飞。我身心疲惫。回到丢失父亲的那家店门口，发现他正好好地坐在护栏下，东张西望，一点也不急。我不由得心头火起，将一盆怒火烧到他头上。他怯怯地辩解说他去上厕所，出来后，就找不到原来那家店了。等他找到原处，再也不敢离开了。
我责备他的笨，为什么要走开为什么不去登机口，难道不晓得飞机不等人难道没看见广场上那么大的钟？
他急且怯。他是不知道怎么乘接驳列车，且被我夸大了的误机后果吓着了。我去拽他，他想配合站起，胳膊却在抗拒，我才发现他身躯僵硬，膝盖病发，严重到他不能随便走动。港龙航空是善解人意的，替我们将机票改签到下一班。地勤人员推来一辆轮椅，父亲第一次坐着轮椅登机。抵达上海，轮椅早早等在舷梯口。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是唯一坐着下机的人，他在轮椅里身子扭来扭去，脸上露出尴尬的笑。
一刹那， 我很后悔这趟香港行，带着他在港岛走了太多路，欠考虑他的年龄和膝盖。但父亲从来是笨的，笨到不会埋怨儿子，而一味默默配合。
六
我把自己迅速融入鱼薯店的昏暗店堂，不叫雨星打湿，也以免为内森发现，一向强势为人父的人尚自恍惚于自责。打开手机微信，我开始拨电话给父亲。上海该是晚饭飘香的时刻。他的微信头像是与母亲相并肩站在宝山寺前，老年模样，少年笑容，他喜欢频繁修改头像和字样，现在的字样写着「随缘」和「有容乃大」。现在不再常常外出。常将表演太极拳的视频发给我。我会提醒他注意膝盖问题，他答云简化太极拳去掉「金鸡独立」，不分腿，没有下势，平时也不练，做家务代替运动强身。
铃响很久。父亲没有接。即使他接了，我们也不会谈论我的病。到了我的年纪，忽然发现时间已变成了一种信念，除非坚持，否则它不是滑走，就是破碎。活着活着，活成了可以用余生来形容时间，不得不把余生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我预备在父母面前讳疾，忌老。父亲活成84岁的老人家了，却不愿知老服老，好在他知足常乐，以至与世无争。退休后，他做了小学的总务主任，利用芝麻绿豆官的权力，给小阿弟的独生子减免了学杂费，早早健忘了当年分房，是小阿弟凶神恶煞堵住家门，手执菜刀对他张牙五爪，以照顾老母为由，夺去了最大的那套电梯高层公寓。父亲始终不敢将此事告诉母亲，可他告诉了我，他晓得我能理解他的做法。
我觉得父亲对人对事是不懂症结的，也不寻求答案，他总是乐见其成，甘心乐意，而无所谓成败，以至于败多成少。我发现内森木讷浅笑的样子很无所谓，像他的爷爷。念及何时起开始忧心父亲，我又想起了上次去上海发生的一件小事。从浦东公证处回到地铁口，要走上一公里多的路，我拐进一间超市购物，父亲说他在门口等我。我再三提醒他不要走开。等我出来，他又不见了。有过香港机场寻人的经验，我并不慌张，走入旁边的商厦，上上下下，没找到他，再返身出来往地铁口走，快到蓝村路地铁口，同样是栏杆下，父亲好端端坐在那里。我快步上前，这一趟我没有生气，唤他起身，但他不动，一味憨笑，我催他再三，他才尴尬地解释说坐下了就站不起来。原来他是嫌自己走得慢，提前走到地铁站等我。我忍不住一阵心酸。等搀扶他站起来，他活动开腿脚，血脉通畅，重新启动开步走模式，他笑得嘴也合不拢。
我的笨父亲，生气太短，开心太快。迟至那一瞬间，我才恍然大悟，那年夏天在香港大屿山机场为什么他坐在店外护栏下一动也不动。他死坐着等我，是因为他不敢动。他怕走动多了，一旦坐下，就站不起来了。我自责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想不通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去公证处要节省费用不打的，可是，父亲依然笑嘻嘻，他的爱有纵容的深度，藏着些看不见的东西是如此辽阔，让我这样的聪明人竟现愚拙。
雨歇风停。我在邮局门前停下，在长椅坐下，望着内森独自远去的身影，我也怕有一天，一旦我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内森觉察异样，减慢脚步，转身回头向我走来，略显诧异。
阳光一下去，即使没有雨，天气也阴得很。我清了清嗓子，被冷空气呛了，告诉他回到家后要他跟在上海的爷爷问好。我从没跟他提过他爷爷的过去。提了，在澳洲长大的他也不会理解。如此平凡的人和事，他不会有什么兴趣，长在海外，他对爷爷的印象停留在儿稚时代，日渐淡漠。
七
那群放风鹦鹉落在我们前方的草地上，女儿提出抄小路走，被我拒绝了。因为那样就绕过了鱼薯店。你又不吃鱼薯，为什么不走捷径。女儿不说，但眼里有怨怪的意思。。依琳毕竟小，不懂保守秘密的人有多难受。她在日本漫画里面泡大，也看不出为父的人心内霎那间翻滚的执念。
鹰山方圆不大，但地势迂回崎岖，参天大树间布满了迷宫似的捷径。如果你是当地人，抄捷径是家常便饭。关于鹰山的规划，最特殊的一笔来自于美国设计师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 ，他是设计过澳大利亚首都的著名美国设计师。20世纪初，他是鹰山的普通居民，他亲手沿着山势规划了大路小径，从此鹰山便在棋盘格的墨尔本中，以迷宫般复杂的盘山车道和九曲小径著称。他将无数小绿地嵌入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使得鹰山至今仍为澳大利亚人的居住典范。每一户居民门前步行200米内必有一小公园，同时，他将公园用地也嵌入了家家户户的地契，即使政府将来开发，也无法染指这些星罗棋布藏匿其间的私家小公园。
女儿不懂当年格里芬的前瞻。鹰山四通八达无所不在的迷宫小径不是为偷懒的人设计的，而是为腿脚不便的居民可以省时省力快速穿行山路，到达世上最荒凉的商业街。既然最荒凉的鱼薯店不倒闭，不关张，不埋怨，我也就没有不接受命运的道理，既然安排了我得病，也安排了手术，教我放下手上的一切，我就不要捷径，而是来爬这些陡坡，拜访世界上最荒凉的鱼薯店。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荒凉角落，上帝使那对鱼薯老夫妻变作鱼，骑着鹰。天天。周周。月月。年年。
这一趟，站在鱼薯店门口，我跟女儿谈起那块店招画。父女俩使用了相反的词。女儿用动词ride, 鱼骑着鹰。我说的是动词carry, 老鹰驮着鱼。在心肠衰残的老一代，鱼是被动者，需要鹰的双翼支撑携带。在年轻的一代，没有翅膀的鱼却是主动者，驾驭着空有强壮翅膀却年华老去的鹰；主动和被动区别虽小，尽显两代人的思维方式。到底是老一代人驮着年轻一代，还是年轻一代骑着老一代，不好说。
从鱼薯店回家，要一路爬陡坡上山，走走停停，气喘吁吁，也得爬上去。望着放风鹦鹉迎着风展翅上升，耳边飘过教堂的管风琴声，想起耶稣说过：「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
鹦鹉也好，白背鹊也罢，它们的满足不是梦幻泡影，它们不为明天忧愁，不制造什么，不拥有什么，却显出一种超然的绝对的简单的相信。如同那对鱼薯老夫妻，其实，在行山过程里，我并没有想明白什么，但我意识到原以为他们的女儿是放风鹦鹉，但那对老夫妻才是真正的放风鹦鹉。他们守着生意，守着那份相信，生意即使冷清到荒凉，却无法剥夺他们的相信，如此，再荒凉的店也可以照开下去。遥想我那远在北半球的老父母，他们如今也成了放风鹦鹉，守着儿女留下的空巢。即使再荒凉，也相信，从健康到疾病，从爱到被爱，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从卑微到贵重，从冷漠到悔恨，转觉世事皆可原谅。
回到家中，餐桌上放着一个热腾腾的纸盒，里面是两条炸鱼和一捧黄灿灿的薯条。
妻微笑着看我，她的笑那么天真，我知道这是她特意订的，为的是让我尝尝世上最荒凉的鱼薯。
发表于2024年《江南》第3期海外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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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5-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