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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自己不久前刊登于星洲日报的这篇散文来谈谈这个名为“别扭”的复杂情绪。
初次习字，是母亲教我如何写自己名字的笔画。我两手各抓一支笔，笔杆很重，比手大出许多。
母亲说左手写字好，用左手的小孩聪明；又说右手也罢，右手写得省力。若是二选一，就一定要
放弃一方吗？于是我把笔握得更紧。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自己的大名——郑睿婷，却对它生
不出欢喜。郑的耳朵不能画太圆，睿到底有几撇？由于总是困在前两个字里，最后轻松写出的婷
倒是平淡了去。即使适应了万事开头难，想学会左手握笔的那口气却没松下去。母亲说大部分人
都是这样的，和大家一样没关系。是吗，若是知道往后压根无人在意握笔的是哪只手；或是早料
到有一天只需敲键盘…
”好难写“这是我对自己名字的初印象。从孩童时期的懵懂无知到初次步入构建自我的阶段，实在是一关比一关难。断奶、吃辅食、牙牙学语、写字、认字、换牙都是每个人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过程。此刻回望是不觉得难了，甚至有些情绪显得很多余。（就如网络上常讲的：人甚至不能共情从前的自己。）可真实经历过“难”的心情，才让我们得以走到这一步。（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我认为情绪就像肌肉，经历得越多才越结实。
在我们的国家，无论如何都得要三种语言打底。某一天母亲就如上了自动发条般开始一句话换三
种语言重复地说，她说有基础才不难看懂教材。我不明所以地盯着冰箱里的炼乳罐——五官立体
的女人，头上顶着一个牛奶桶。那张白底蓝字的画卷点缀一点点醒目的红，写着什么，我看不懂。
每当问母亲这个问题，她总是连珠炮地重复“牛奶，milk，susu…”我知道那是指罐子里头的米色
甜浆，稀释后是较甜的牛奶，也可以直接涂在面包上。只是她头顶的牛奶桶，身边巨大的咖啡杯
是哪里的地标？是不是和母亲的娘家一样远… “妈妈，cap junjung 是什么意思？”她见我模仿画中女
郎般将炼乳罐子顶在头上，依旧重复着死记硬背的强行适应。
相信母语为中文的马来西亚华人不难理解，为了读懂课本、考取好成绩、得到立足的资本，不得不舍弃一点母语上的深度交流。我的母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会为生活中的必要因素做足准备。但反复辗转的三语，通常只讲了一句最浅白的话… 我们的沟通进度条就这样常常止步不前。大马人熟知的cap junjung牌炼乳，背后有许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如新加坡联合早报于2021年4月1日在“面对消费者受教育不高 早期炼奶的中文名策略”的文章中，就书写了牛奶译名同当时人名教育水平之间的发展关系。
小学入学第一天，班上好多男同学因为想家掉了眼泪。实际家离学校没几公里远… 想起母亲的娘
家驱车半小时的距离，离开好几年也不见这女孩哭。它同样也在这片长满三角梅的沃土，这个答案
来自她的梳妆台抽屉里的一张老照片。因为实木材质结结实实；也因它是妈妈其中一套嫁妆，以
至我如今仍然记得抽屉拉开的重量。那是她比当时还要年轻几分的脸，怀里抱着零岁的女婴。当
时我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也能无师自通地认出自己。她身后紫色的三角梅，比家门前看惯了
的枚红色新奇点。那一刻，我好像发现了：神态轻松的挤奶女工；抱着婴儿的母亲，都透出了陌
生的别扭。
我很少从母亲口中了解到她过去的生活，只能通过一些实体化的线索慢慢拼凑，猜想。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都开着三角梅，有时到西马一段时间会很想家，可其实家也不远，至少还看得见三角梅。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离家不远也会难过。
看着茶餐室的菜单，知晓奶茶是茶粉兑淡奶冲泡的，生熟蛋并非可生食的无菌蛋。“淡奶喝多了对
身体不好”男友如此劝戒我。我蹙眉说自己知道，又气不过地补上“你也少吃生熟蛋！”西马半岛的
天比我家晚一个小时左右黑，吉隆坡的高楼比土生土长的三角梅还像本地人。我问男友：“将来结
婚了，我就是吴太太了吗？”他回答称是。我又接着问“那你呢？你是郑先生吗？”一千多公里外的
夕阳和紫红色的花，还有我艰难学会书写的姓氏，又使我问出这种别扭的问题。
生活似乎自然而然地走到这一步。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地成长起来，可在女孩子克服学写姓名的“难”到离开家的“难”，再到为人妻子的“难”，再到成为一个母亲之后的自然而然。都透出一种对“难”避而不谈的别扭。比起这种不完整的“轻松”；或理应如此的生活。我更想从真实的“别扭”中，读到完整的真实——后殖民社会中文化交杂的普遍困境：文化归属、身份认同、性别规范的夹缝中，个体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别扭，也是构建自我的过程中，不可或却的一步。
《别扭》——郑睿婷/刊登于2025年5月22日，星洲日报副刊（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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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5-05-26
